这种“耻辱感”同样深深地纠缠着康晓光。那段时间，他说自己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什么叫“煎熬”。40岁的人，见过的苦难、黑暗也够多了，但李思怡的惨死仍使他泪流满面、怒不可遏。他根本无法一如既往地工作和生活。
每天一开电脑，就抑制不住地搜索“李思怡”的名字，看各种报道，看网友评论，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康晓光的女儿也是三岁。每天出门前和女儿吻别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思怡；坐在办公桌前，看到贴在墙上的女儿的照片，他会想起小思怡；回到家里，女儿欢叫着扑进他怀里的时候，他会想起小思怡。
“尤其是一想到我女儿的照片、玩具都堆积如山了，而她，一样三岁，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如果没有女儿，康晓光说，也许他就会坐在书房里，对着电脑，骂几句生一会气，也就过去了。
那时候，康晓光正在做一个关于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研究。李思怡的遭遇，不仅啃噬着他的道德神经，也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在反贫困领域，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人们惯常关注的“资金不足”、“制度不完善”，而是即使有了钱和制度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李思怡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制度不完善，但不完善的制度得到执行也能够避免这场悲剧；钱少，毕竟还有钱，比李思怡处境更好的人不也领到低保了吗？毫无疑问，她理应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援助。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她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