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李思怡死于此时此刻，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这背后折射出的，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波澜不惊，如果我们只是活在一个狼窝里、蛇窝里，吃得膘肥体壮，又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社会再繁荣又有什么意义？它怎么能够使人热爱，使人留恋，使人向往？更不能说让外部的人来尊重这个社会。”
康晓光说，一段时间以来，冷酷已经支配了我们的社会舆论。
在各种媒体上，“成功者”被捧上了天，获得的一切都可以心安理得地消受，不管他通过什么手段；那些天生不幸的人，那些权力和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那些遭遇各种个人无法控制的外部打击而陷入困境的人，他们的不利处境被认为是咎由自取，或者活该倒霉，而且还要被社会鄙夷、歧视。媒体通力合作，肆无忌惮地宣扬着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强盗道德”。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公益广告，都是告诉你自己想办法，只要你努力就是海阔天空，社会没有任何责任，其他人没有任何责任。
“这样的舆论环境，不仅剥夺了弱者获得社会救济的道义根据，而且还通过强化他们的自卑和自责，使他们在物质的不幸之外更增加了心理的不幸。”
比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明确规定，“家庭人均收入”是决定城市居民能否享受低保的基本条件。但是，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总是增加一系列附加条件，把一些符合国家救济标准的人排除在外。诸如“使用手机、打麻将、佩带金银首饰的”、“家中正在使用汽车、摩托车、手机、空调、饲养观赏性宠物的”、“出资安排子女择校读书的”、“有吸毒、嫖娼、赌博的”人员都不得享受低保待遇，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