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郭廷以的【变局】在论近代化这个问题上，亦为全面而中肯。例如他认为近百年之中西交往上，中西各有责任而不能专责一方，论证及举证颇详，最可信服，有心者自可查证取证，本无须我来烦言。但最近一两年网上颇有一专责我方之单一趋势，不可不略为辩证。
首先，中西交往始于明中后期之葡萄牙，继之西班牙荷兰，专恃船坚炮利而肆行掠夺，史有明文，跟着的英帝国亦为了鸦片贸易之悍然入侵，亦为不争之事实。实际上在康熙之前我们有徐光启李之藻在明末对耶稣会士的接受与认同，康熙本人亦妙臻精微而善历算，颇优容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精英，后来的不愉快则是因为罗马教皇的干涉内政及陷入康熙的皇子之争，致有后来的禁教行动，也不能说全无来由，即使后来的鸦片战争，我方之疑惧也是因为前三国的凶悍与狡诈（灭贡国满刺加与吕宋，杀我华人共五次等），而又因历史的沉淀以天朝上国自居，再由于世界知识在十八世纪后的落伍与缺乏，于是在鸦片战争一并爆发，但东印度公司背后的英国政府之贪索凶悍，亦是历史因果；试问整个十九世纪的世界历史，公理何在，只有强权，所以以清廷当时的一些立场应对，也非全然皆错，不过应对不当而已，如论历史的责任，英方代表的西方的责任更大，我们的责任仅是对于国民的而他们则是对于世界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
至于后来的法德尤其俄人倭人，更是无耻之尤趁火打劫，纯为披着文明皮肤之野蛮强盗，相较之下，清廷还算真正的文明
____一种智识与见识匹配不上的伦理道德上的文明，至少在所谓的国际交往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