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或听到我国的人民是多么、多么勤劳勇敢的宣扬，却看不到或听不到外国人民有多么、多么勤劳勇敢的表彰；可以看到近代中国人在接连惨败的战争中使用的非常老式的武器，听到借此歌颂的中华民族的正义、牺牲和悲壮，却看不到或听不到以此来检讨中华民族的愚昧、耻辱和可悲；可以看到或听到对外国侵略者的声讨、抗议与谴责，却看不到外国新式武器的展示，听不到借此对外国民族务实、智慧、进取和为什么比我们先进的深入反思……这一点，我们的历史教育似乎不如语文教育，语文的课文中既有屈原、岳飞、辛弃疾、李四光等“最可爱的人”，又有阿Q、孔乙已、祥林嫂和“茶馆”众生相。这种出于爱国的、善良的、成熟的，但缺乏国际视野的民族理性天平的倾斜，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几乎到了视当代人文、科学与学生而不见的幽灵般的自我解嘲的地步。
学习邓小平理论已经多年，但对这种做法仍然少有斥之，也不敢斧正，作茧自缚地将其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爱民族的历史教育从来就没有让学生歪着脑袋、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看过去，而是站直了身子、端平了双眼洞察与求真以往。站在时代的门槛上，每个有良知的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在实践中思考：两种历史教育哪一种更唯物、更辩证呢？哪一种更有利于学生将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建设“小康”社会呢？哪一种对我们的改革开放社会的学生更负责、更务实呢？
出自《中学历史研究性学习研究——案例分析与点评》见P8-10或者P137-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