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中仍然不减高贵，“我”如此特别，吸引了更重要的人物——两次见面都很冷漠的指挥官安德烈。安德烈人到中年，脸上的线条刻着刚毅，他是我们印象中典型的苏联军官，和中国电影中军事将领的气质差不多，出入有警卫跟随，坐敞篷吉普车，背后总有女卫生员爱慕的眼光。当他的警卫员（一个蒙古人）向卫生员索要肥皂时，女孩子很殷勤地递上去，然而这块肥皂的归属让她愤怒，安德烈把这块珍贵的香皂（想想战时短缺的物资）给了“我”。 但“我”并不觉得有多感激，是他先前的拒绝让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用香皂清洗自己，房东老太太等人围着安德烈讨好，她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用冷漠来回报他的施舍。安德烈遣散旁人走近她，她傲然地脱下衣服，裸露着上身，摆出一副不在乎的神情，“来吧。”安德烈失望地离开，他匆匆走出房子，几乎像逃跑，也许他想要的不是这些。
安德烈并没有放弃，他派人给这个房子里的人们送来了许多稀缺的食物，在贫乏和困窘之中挣扎的人们乐于借“我”的光，尤其房东老太太，对苏军士兵十分热情，擅长察言观色，也很会说话。唯有当苏军得意地谈起如何痛宰“德国鬼子”时，人们仍免不了面露尴尬。而“我”只是冷冷淡淡地旁观着这一切，她能够感觉到安德烈目光始终落在她身上。
改变两人关系的事件是一次“例行的”骚扰，苏军士兵冲进这座房子，没有充分原因便对一个男人拳打脚踢，安德烈冲上去解围，痛打闹事的士兵，甚至把枪抵在自己人的头上，女卫生员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嫉恨的眼神投向“我”。 “我”从此不再抗拒安德烈，他开始频繁地出入，就像一个临时的家，很多人都知道她是他的相好，警卫员蒙古人整天守在她门前，曾经往她嘴里吐口水的下等兵再也不能靠近她。阿纳托尔偶尔还会来，这座房子成为一个诡异的场所，像“那种地方”，又不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