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国家的政令逐渐和地方的户籍、地产的实情不相符合——这些随着天灾人祸的变迁、早已是物是人非，但是国家的户册、地册还是多年以前的情况。有些人可以逃避赋税而逐渐富裕——地主就大量地形成，但是更多的人的税责和劳役加重，很多人的负担比之到地主的土地上佃种土地还大，于是更多的人开始逃到地主那里去以求“荫蔽”，更多的土地向地主集中。地主往往会通过钱财和官员勾搭，自己明明有十万亩土地，有数千佃农，但是只交少数土地的税、只负责少量人丁的劳役。官员由于地主的喂养而渐肥，于是上交朝廷大员。兼并势力和专权阶层就逐渐纠缠到一起了。而民间和国家则日渐衰弱。
从整个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来说，在朝代刚建立的时候，由于前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量的地主被消灭，国家权力也能够比较整肃地执行，民间的自给自足经济可以比较健康地发展，政权层面对于民间情况的掌握比较清楚，国家的税收就比较合理，所以，国家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繁富的顶点。但是随后，政权层面就会自动出现惰性——当国家的财富积累到顶点之后，政权机构就减少与民间的接触，利益固化、和专权阶层就会逐渐出现、并一再坐大，终于完全破坏掉中央集权的社会结构，国家就陷入了较长时期的混乱阶段。
也就是说，是中央集权的政权模式自身的缺陷导致了中央集权社会结构的不间断的解体——逐渐失去组织和调动人力、物力的机缘。
可是，中央集权社会结构最终会再次整肃——经济更加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政权更加集中，历史总在重复如此的周期，最根本的原因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