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在西汉时兴起的专权与地主兼并阶层将强大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逐渐解构，后来北方少数民族也乘虚而入，最终造成站在氏族大姓、地主兼并势力之上的岌岌可危的东汉政权，及魏晋南北朝时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之后，最终仍然回到隋唐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模式上来？还有，在后来盛唐之后，崛起的诸多节度使消解了唐朝的中央集权社会结构，而将历史导入了分裂的五代十国，及后来地域尴尬的宋代、无法管理民间经济的元代，但在1368年，中国又建立了更加集权的大明王朝和后来的大清王朝？其他小规模的“复兴”不再赘述。更甚者，在大清后期，如果没有国外力量的对比与威胁，中国仍走不出这一社会结构模式。即使在国外强力的重压下，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绝境，社会结构的第二次转变仍然如此漫长、艰难与痛苦——以至于到现在仍然没有完成。
我们先来看中央集权社会本身的缺陷，这是中央集权社会总会解构的原因。
中央集权社会的社会结构，政权机构主要负责从民间抽调人力和物力，但是对于民间的变动则不能准确掌握，更不要说对于自己的政令、对策作出相应调整了。大家想想，在古代，民间的天灾人祸、有时候整县、整州府的人被旱涝、传染病等灾害侵袭，于是大量的老百姓饿死、淹没、病死，另外存活的人大举迁徙，但是地方将这一情况逐级摸清的可能性不大，上报朝廷也只是个大概，朝廷对于如此的灾祸的政策调整也是缓慢而低效——最主要就表现在对于物力、人力的抽调随实情的变化而不能很好地变动。即使是对于民间正常的生老病死、土地变动情况，政府也是一头雾水。也就是说，中央集权的政权结构对于民间的人员、地产的变动情况不能准确掌握，最终必然失去组织人力和抽调赋税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