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固不能为外人道，但费老一定深味过内心的凄苦、屈辱和孤独，他一定有过救赎的愿望，他因此不顾及老境的安适，风尘仆仆于中国大地的市场建设，他确实寄望也安身于民富。同时，在晚年的反思中，他多次提及并强调“文化的自觉”，他自觉是五四的孩子，他承认自己不易体会中国文化深处的东西，他承认从知识分子这个整体看，确实还比不上五四一代；但他又坚定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在这一点上，他的眼光和敏感远非当下的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管窥。
费孝通先生在87岁高龄的时候，曾到江苏吴县做社会调查，他跟小城镇里的一家居民聊天，遇到了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妇人，老人服饰很有特色、仪容整洁、神态安详，而当费教授请她聊天时，站在一边旁观的她反倒退回里间，连面也不肯露了。对费孝通先生来说，这是一种惨痛的感受。他认为他看到了一种文化的变迁，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不肯出来的意思，是她要走了，文化要走了，自己觉得不能出来见人了。不是人家不要她，大家欢迎她出来。可是她自己觉得，我这一套不行了。这样一来，她真的要走了，文化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消灭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这文化要灭亡了。老了，老到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这不是她个人的自卑，她对她的文化没信心了。”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说可谓自卑或自大的解毒剂，他以阔达的态度指明人类的发展前途在于“各美其美”，在于“美人之美”。因为他在自家文化里发现了 “推己及人”、“亲亲仁民”的思想。但这些晚年的省思跟他早年提供的材料方法一样，多只是提出了问题。也许这正是他那一代大师的特点，他们提供了线索，提供了路径，提供了各种立身处世的标本。
前贤已矣，有待来者。
2005年4月25日，余病第37天，出院日试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