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这两个变量，几乎不受贸易政策的影响，更不会受到其他国家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影响，储蓄与投资的长期失衡，显然最终是由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汇率的困境只不过是投资和消费内部失衡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通过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来治理通货膨胀的确有本末倒置之嫌。
汇率大幅升值的一个重大负面影响就是，同时面对原材料价格高企难降、人工成本上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否还能抗得住名义汇率大幅升值的成本，很难评估。当大量竞争力较差的出口商由于强劲的货币而退出生意时，会造成潜在的大量工作岗位流失，毕竟出口部门涉及到8000万到1个亿人口的就业，当然，下岗的工人可以缓解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局面，遏制持续的工资上涨，而持续的工资上涨也是持续通胀的推手之一，但从宏观上看，以降低劳动报酬的比例为代价来平抑通胀，与改善投资消费失衡的方向背道而驰，这完全是短期应景之策，从长期看会加剧经济结构失衡。
其实，我最担心的名义汇率大幅升值的风险，还是升值可能导致高企的资产价格轰然崩塌，这对中国经济是最致命的。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管制的“防火墙”是否经得住冲击始终是个疑问。当下假道经常项目或直接投资，购买人民币资产
或者房地产进行投机已经做得非常专业化了，成本甚至比正规的银行体系还低。热钱进来了多少难以估计，反正2005年—2007年，房价涨了3倍，股市涨了6倍，热钱是赚得盆满钵溢。次债危机一下子将全球从流动性过剩骤然推向了流动性紧缩，资金流向最可能是从一个高估值或泡沫比较严重的资产中撤离。尽管目前中国还存在着形式上的资本项目管制，但加速升值的人民币无疑成了跨境资本全身而退的买路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