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的使用上，刘耘坦诚表示，“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一把手做久了，习惯了以后，“确实也会对不同意见产生本能的抵触反感情绪”。
今年1月，刘耘离开工作了12年的长沙学院，到长沙市人大担任党组副书记。七个月后，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离开了体制内。现在，他在海口一家民办本科院校担任院长。
在刘耘看来，在人大所任职务的社会地位固然很高，但“你能干什么实事呢”？到人大之后，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了，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官场小说，像《水浒传》、《官场现形记》之类。他发现，现在的与小说里的几乎毫无改变，“一个模子出来的”;社会生态亦是如此。
五十岁之后，刘耘意识到，不必对自己的仕途抱太大的希望了。如今，他已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在决定辞职时，已经没有留恋了。
但他说自己并没有对体制“心死”。
一个例证是自去年年底开通微博后，他频繁就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发声。1986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务院，写文章谈论政改，提出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
法治的社会是刘耘的理想。他曾转发一条微博，内容是哈耶克谈论法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