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我也不时觉察到，当我说起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从前哪一个家，是在巴特的那个家，还是在萨尔茨堡的那个家，还是在维也纳的我的父母家？或者当我说起在我们那里时，我就不得不惶惶然提醒自己：对我故乡的人们来说，我早已不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就象我不属于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一样，我和那里已不再存在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又从未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曾经在那里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世界，在我的心目中显得愈来愈不一样，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在谈话中向年轻的朋友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事情时，我从他们突兀的问题中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连我自己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当年竟会把如此繁多庞杂的内容压缩在一代人生活的短促时间之内而感到惊异，尤其是当我把那种生活———诚然，是一种遭到损害和极其难堪的生活———和我的祖先们的生活方式作比较时，更是如此。
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每个人都是单革一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过的是一种生活，没有平步青云，没有式微衰落，没有动荡，没有危险，是一种只有小小的焦虑和令人察觉不到的渐渐转变的生活，一种用同样的节奏度过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静，是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座城市里，甚至几乎总是在同一幢住宅里。至于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仅仅停留在报纸上而已，从未降临到他们的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