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对这些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满足任何一部真实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我脱离了所有的根源,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罕见的。我于一八八一年诞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国,不过,在今天的地图上己找不到它:它已经不留痕迹地被抹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历经各国的首都,然而在它沦为德国的一座省城以前,我却不得不象一个罪犯似的离开了它。我用我的母语所写的文学作品在那里被焚为灰烬,但正是在那个国家里,成百万的读者把我的书籍视为朋友———这样,我也就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作为一个陌路人,或者至多是作为一个宾客;即便在我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自从它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第二次自取灭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也已经在我心中消失。和我自己的意愿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
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这一点,绝非出于自豪,而是含着羞耻。在从我开始长出胡须到胡须开始灰白这样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亦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变迁,大大超过平常十代人的时间。而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觉得:变迁未免太多了一点!在我的今天和昨天之间,在我的扶援直上和节节败落之间,是何等的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因为我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我无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我的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