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者，系“不当”之泛称，大者罪恶，小者错误，俱为恶也。大恶中，罪有大小；小恶中，错亦有大小。有的需要动用刑罚，有的则需动用训诫，有的甚至只需敲敲警钟下下鹅毛细雨。公权力一旦介入，其间的分寸必须锱铢必较，决不能大而化之。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倘若公权力的介入方式包含了失范的“恶行”，甚至酿成了“恶果”，那更是不可原谅的。以“跨省追捕作家”为例，即便谢朝平一定程度上涉嫌“非规范经营”，但警方在充分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申辩后，明知事出有因，明知即便有错，也只归出版管理部门管辖，然而他们还是明知故犯“勇敢”出击了。这种以剥夺公民人身权利为特征的执法方式，一旦有误，就是“大恶”了；知法犯法，恶上加恶。类似之恶还出现在“扫黄执法”中：我们领略过“郑州民警扫黄曝光小姐裸照”事件，领教过“四川成都公安局扫黄视频记录”——其中对嫖客与小姐的私处特写，不厌其烦，细致入微，要不是当事人捂脸遮私，还以为是AV男优与女优的表演花絮。
尤其触目的是，拍摄者似嫌“低首遮羞”的镜头“不够分量”，还让小姐抬起头来，露出清晰的脸部，达成真正的“示众”。此外，还有屡屡上演的“嫖客妓女游街示众”闹剧等等。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正当执法的范畴，而是构成了“以黄制黄”、“以恶制恶”——甚至，是“以大恶制小恶”。
面对一桩简单的“行政处罚案件”或者“治安案件”，对当事者的“小恶”惩罚，基本限于“训诫”或“罚款”范畴；而执法者对当事人所做的剥夺人身自由或人格羞辱的惩罚，已经严重践踏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其所触犯的法律底线，已经高于当事人的罪错。过度执法和野蛮执法之“恶”，严重触犯了法律，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公权力之“恶”对社会的危害度，远甚于私权利之“恶”。这种认识，当为普通公民的常识，何况公权力执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