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南朝文人勉强学步，就如提泠之水，吹波助澜，更无足观了。
至于延续，第一个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司马相如。对于汉大赋，严格上说，司马相如是第一个成熟的大家。《子虚》《上林》赋的成功，以及相如本身的传奇经历，给了文人崇拜跟模仿的对象。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便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主要内容，经过相沿不改，形成了传统。传统一旦形成，遂难以改变，这也是古代甚至当下中国人的性格习惯，就像鲁迅所说，“除非刀架在脖子上，否则不愿有一点改变”。第二个原因在统治阶层，统治阶层永远都是期待歌颂、渴望维权的，武帝之后，诗书礼乐已成为举士的依据。杨雄曾在《解嘲》一文中指出，统治着用刑法、礼乐、歌赋来束缚士人，而士人只图仕进，依然“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方”。第三是在于班固，他处在东汉初期，社会还比较稳定，他陶醉于“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两都赋序》）的歌颂，因此，就不能看到汉赋的根本弱点。
他曾反驳杨雄对辞赋的看法，它说：“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杨雄以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聘郑卫之声，曲中而奏雅，不已戏乎！”班固作为东汉著名史学家和辞赋家，其影响力远大于杨雄，他对辞赋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汉辞赋的发展方向，也使汉大赋始终未能走出司马相如决定的体制。
总之，汉赋是文学的奇葩，它气势充沛、波澜壮阔，给我们展示了什么是词采的富丽。但它的“劝百讽一”，注定了它不是思想界的泰斗，也许它适合我们于茶余饭后，沉醉一会文字的美，感叹一下赋中生活的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