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司马相如在《子虚》《上林》中基本规定的汉大赋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
劝百讽一”
的体制。这种体制被以后不少词赋家延承，直至西汉末年，杨雄才提出辞赋为“童子雕虫纂刻”“辞人之赋丽以淫”，主张辞赋不应只追求铺张、富丽，要求辞赋合于讽喻正道。然而这种思想上的进步虽着西汉结束一并消失，东汉早期班固的《两都赋》、后期张衡的《二京赋》皆成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夸张更加厉害，求全求备。自张衡之后，东汉抒情小赋不断出现，汉大赋逐渐没落，而“劝百讽一”的体制始终未能改变。
“劝百讽一”的体制为何以形成又为何以能够延续？
先说形成，我认为“劝百讽一”形成的第一个原因是西汉的政治制度，西汉没有科举制，读书人入朝为官大多靠的是世袭和举荐。枚乘是文景时期梁孝王的门客，在门客间明争暗斗、前倨后恭的背景下，他的文章尤其是新赋这“歌咏言”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迎合孝王的品味和统治者的意图。更典型的是司马相如，先是“以呰为郎”，又以卖酒为生，最终因武帝读了他的《子虚赋》大为赞赏以及狗监杨得意乘机推荐，被武帝召见，续写了《上林》，在汉宫廷任官。因为两篇赋而加官进爵，相如如何不一作再作，世人又如何不一仿再仿？第二个原因是武帝时汉国的繁盛给了《子虚》《上林》一定的社会基础。这空前统一、繁荣的汉帝国的出现，加强了正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信心，也大大开阔了文人学士的胸襟与眼界，给相如作赋提供了一定客观的原材料。其证据是，随着汉帝国的衰弱，后期辞赋家虽采用同样体制，却没有可与之匹敌的作品，张衡《二京》、左思《三都》，虽篇幅加长，而气魄始终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