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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看来，诺曼底登陆计划虽然可行，但伤亡可能过于惨痛，因此，他建议将从纳粹势力薄弱的地中海地区登陆，尽可能的减少伤亡。
事实上，从诺曼底登陆的计划，是在纳粹德国东线节节失利的背景下，为了乘势阻止纳粹休整，尽最大可能缩短战争时间，避免更大的伤亡。从决策的角度，应该是正确可行的。相反，丘吉尔的建议显得不切实际、近乎幼稚。
然而，以旁听身份参与会议的丘吉尔，在不具有发言权的情况下，与时任盟军西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起争执，对着战功赫赫的将军，偏执地诉说着一战期间，自己在加里波利惨痛的教训，不顾将自己置于外交与军事的尴尬局面，极力恳请艾森豪威尔引以为戒。
从作战会议后到诺曼底登陆的几天时间里，丘吉尔将自己的失意、忧虑和不满，以不可理喻的方式，发泄给身边几乎所有的人。粗野、暴躁、迂腐、自说自话、杞人忧天，这就是这位二战英雄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心安，即是归处
政客在乎的，是一时的名声；政治家在乎的，是内心的安宁。
因为在乎一时名声，可能会掩盖错误，并铸成更大错误；
因为追求内心安宁，可能谨小慎微到做出错判，但却赢得永久的美德。
加里波利战役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上万名士兵枉死，早已深凿在丘吉尔的心底，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近乎置大局于不顾，偏执到不可理喻。
即便诺曼底登陆被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成功的，但丘吉尔却在更为宏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依然坚持己见，固执的认为，当时存在其他伤亡更少的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