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迎战的，则是八万多以逸待劳、装备精良的敌军。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版本，而是英军惨败——实力悬殊，加上地理劣势，导致1.6万英国士兵殒命，丘吉尔也因这场战役，被罢黜海军大臣一职。
人类的行为，永远受两种东西的约束：世俗的律法和心中的良知。律法的约束是外部的，强制的，而良知的约束是内心的，非强制的。
公允地说，失败的责任，不全在丘吉尔。罢黜海军大臣，是为了告慰枉死士兵。
在被罢黜海军大臣两年后，首相劳合·乔治又重新启用丘吉尔，并任命为军需大臣。这至少说明，这场失败其实没有影响到丘吉尔的声誉和政治生涯。
这场失利战役的惩罚，在丘吉尔的政治生涯中看似慢慢消除，但却在他的内心世界饱受折磨，余生挥之不去。战争结束后，丘吉尔用长达十年的时间，写成了轰动一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由于丘吉尔的特殊身份，以及生花妙笔，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时间“伦敦纸贵”。不过，有人看到的是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有人看到的却是丘吉尔对历史和战争的反思，却很少有人看到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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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写作，丘吉尔曾试图通过画画排忧解难，可当空白画布置于眼前，提笔真动手时，“画笔却重若千斤，性命攸关，悬于空中无处着手。”
后来，丘吉尔在与诗人布伦特聊天中谈到那场战役，回忆着说：“我这双手沾的鲜血多过油彩呀！”
律法、制度对错误的惩罚，让犯错者，甚至犯罪者难逃法网。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良知，才能让人所信奉的东西，成为忏悔的容器。记住错误，忏悔错误，才是对自己良知的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