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中，姨父常同我父亲发生激烈争论。他们辩论的话语，我当时尚小，不甚懂得，但有点我记得，姨父的观点是拥护共产党的。
1956年，三大改造运动中，是姨父劝说我父亲将所有资产交给政府，他的小酒店自然参加了“联营”，在一家副食品商店当上营业员。
姨父生性耿直，口无遮拦，时时讥讽不懂业务的联营店的书记。1957年鸣放时，书记抓住姨父一句话，“如今的汾酒没有过去香，是不是兑了水？”指控姨父诬蔑“今不如昔”，将他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姨父被罚天天拖粪车。
姨父个子大，劳动强度又高，粮食不够吃，患上胃病，而且，隔三岔五被进行批斗，受尽凌辱和折磨，最终死于浮肿病。想到这事儿，姨妈叹口气，眼泪婆娑：“唉，司令员又怎样呢？共产党得了天下，人家当官享福，老五死在洪湖尸首都找不到。自已大哥反倒打成右派，受尽折磨含冤死去！”
在十一中读初中时，教我们体育的，是位年轻的老师，搞田径的出身。无论单双杠还是跳远，他的示范动作和指导要点，让同学们受益匪浅，进步很快。不过，往往教着教着，他突然蹲下身，皱起眉，不停地捶腿儿，额上冒着大颗大颗汗珠。体育委员告诉大伙，老师患有关节炎，让我们自己反复练习……体育老师摆摆手，忍着疼继续上课。老师对同学很和气，很关怀，就像大哥哥一样。除了体育，他还常给我们讲些文学名著或者教唱一两支优美歌曲。大伙很喜欢他。
鸣放期间，教学楼走廊和外墙上，贴满大字报。我看过体育老师写的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叙述他因腿部患有严重关节炎，请求校长调换工作，校长不予批准。署名“乞求者”，称校长为“官僚主义者”。批评当领导的没关心教职工的具体困难。另一张大字报则揭露校长调笑学校专职团委书记嫁给部队团长一事，校长问团委书记，“你的团长那大年纪，你同他过得来吗？”就为这两张大字报，体育老师划成了右派。此后，他再没任教，发配农场劳动改造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