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友党”、“友军”关系来观察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有三个基本点需要注意：第一，共产党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军民从日军占领区“收复”领土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二，八路军、新四军乃至其他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其人员、编制大大超出了原定编制与序列，与国民政府的政令、军令有所不符，但与蒋介石全民抗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声明精神一致。既然可以“全民皆兵”，限制共产党军队发展，岂不食言。第三，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军队甚少得到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绝大部分靠自力更生和作战缴获来解决。在日军占领的“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尽守土抗战之责，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共产党武装力量从国民政府得到的补给，连国民党杂牌军都不如，要求共产党部队像国军一样“无条件”接受调遣，天下哪有这样“天真”的政党？
因此，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壮大，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如果说中共消极避战，以至于成其大，且不说没有史实依据，在举国抗战的舆论环境下，消极避战还能发展壮大，天下哪有这样的政治逻辑？一支没有经过抗日战争千锤百炼的共产党军队，要在战后很快能与国军进行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的较量，谁能相信这样的“神话”？
抗日战争之后，国共两党进行了政治军事全面较量，最后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全面失败，退守台湾，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一系列弊病和错误有关。执政地位的合法与稳固，从来不取决于过往的功绩，而是取决于执政者的政治能力和政治方向是否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功盛谁附，只是一个虚妄的历史情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这是中国抗战史的真实；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时，兄弟共御外侮的共同经历，更值得珍重、记取和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