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年8月15日，安倍晋三给了中美韩等国际社会一个面子，他未去参拜靖国神社。事实上，他在这一天下了一个更大的赌注：在纪念战败68周年的大会上，当着天皇夫妇的面，安倍不再反省日本在战争中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者责任”，更没有谈日本坚持了多年的“不再战”理念。同一天，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还公然呼吁全体日本人纪念“为国牺牲”的二战阵亡的日本将士。这意味着安倍政府已经公开将战后视侵略战争行为为罪行和耻辱的“原罪论”，实质性地转向了二战前和二战中“日本皇军”和“战争狂人”的行为是“殉国”的“爱国论”。藉此，安倍晋三已经成功地将日本战后的历史修正主义推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回顾明治维新后日本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大日本帝国”与“小日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纷争历程，对明察当今日本的战略歧途，极具现实意义。
从本质上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追赶西方列强的行动。当富国强兵的目标初步实现后，在一个帝国主义横行全球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日本领导人效仿西方强国。至十九世纪后期，日本统治者已充分认识到扩张带来的多重利益：海外市场、原材料、国家威望和战略优势。山县有朋、伊藤博文、松方正义等领导人有着建立大日本帝国的勃勃野心。
甲午战争后，福泽谕吉称今后日本要“把旅顺变为直布罗陀，把金州大连湾变为日本领有的北支那之香港”。到了田中义一时期，“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则变成了赤裸裸的国策了。大日本帝国主义已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