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名小说爱好者，在他的精神之恋中，电影顶多只能充当一个“二奶”的角色，看电影是他繁重文本阅读之后的一次欢娱的放松。小说的眼光一直影响着他，就像妻子的眼光一直注视着他的每一次偷情一样，迫使他更快更深地触摸电影之核：故事。一部电影就像一部小说，首先是建立在一个故事之上的。而对一个导演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把一个故事讲圆。
刘伟强的《雏菊》无疑符合这一要求，它不仅讲完了一个故事，而且用的是小说家也不常用的复调手法。这一独特的处理办法是诱人的，我欣赏的法国小说家昆德拉，是复调手法的忠诚的实践者和捍卫者。二十年前，他写出了风靡世界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十年前，好莱坞将其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遗憾的是，该片的导演完全是一个小说门外汉，电影平庸的叙事将小说的魅力破坏殆尽。相比之下，《雏菊》的导演却要高明得多。
故事发生在荷兰，梵高的故乡。一个女孩，惠英，来自韩国的自由画家，25岁，爱情简历一片空白。正如梵高最喜欢画向日葵一样，她最喜欢的是雏菊。两个男人，一个警察，一个杀手，他们同样都是韩国人。他们先后走进惠英的生活，在异乡阿姆斯特丹，三个人将要共同上演一个故事，女孩将先后爱上这两个男人，而两个男人将同时爱上这一个女人。这一故事包含以下元素：我见犹怜的女主角，警匪之争，三角爱情。如果用惯常的手法讲述，无论是站在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的角度，最终展现出来的都将是一个平庸的爱情故事。导演看到了这一点，他的高明正体现在这里，他选择了另一种讲述方法，他让三个人分别上场，三个人分别讲述的故事最终连缀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这一叙述视角不仅增强了警匪片的悬念，更重要的，扩展了视野，照顾到了除讲述人自己之外别人无法关照到的视野的死角，更为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尤其是更为深刻地解剖了人物内心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