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舆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嫖娼事件主角陆德明先生就自己嫖娼辞职问题作了个声明。从声明看，陆德明先生实在是个可气可怜又不失可爱的书生。 他的可气在于，嫖娼竟然是因为“对方无工作，
不读书，生活困难”，心生同情做了件好事。他的可怜，在于他很不“职业”，竟然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小姐”。不过他确实很可爱，明明是见了警察害怕得屁滚尿流积极坦白，偏还要书生气十足地声称是对嫖娼“错误的理解不同，对事件严重性的疏忽”；“单位和姓名”公开了，他能坚决地引咎辞职，舆论大了，又能作出自己的声明，实在又是个有点勇气的书生。 以我之见，陆德明先生实在是个悲剧，是个中国式的悲剧。悲剧之一在于，陆德明先生身处暗娼泛滥的国家。据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先生估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暗娼人数就在250万－1000万之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即使陆德明先生洁身自好，一旦兜里有了几个钱，社会活动需要出入什么“荣室”，见得多了，难免眼睛先花起来心再花起来，终于也赶起时髦，为中国特殊产业的经济增长添砖加瓦。 悲剧之二在于，陆德明先生身处一个道德沦落的时代。
中国的道德水平，就如国运一样，自宋朝一变，有了“三纲五常”，高喊了道德口号其实却是贬低了人性，道德水平就此一大衰退。过去介绍恋爱对象，总是会说“××如何如何老实”，现在却是万万不能这样介绍，原因无非是：这是个老实人已经无法生存的时代。当老实人不能生存，道德之沦落也就到了最低谷。陆德明先生是个老实人，嫖过之后给了电话号码，到了警察面前就坦白，但他又实在不是个老实人，要把坦白说成是“积极配合并签了名”，强调“理解不同”，学孔乙己把“偷”说成“窃”。并不是陆德明的道德水准比别人低，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或举目四顾，他实在只是这个时代很平常的一员。 悲剧之三在于，陆德明先生身处一个传播幼稚的社会。诚如评论作者曹林先生所说，陆德明突然变得家喻户晓，与他的名校教授、经济学家的角色有关。中国从一个传播很封闭的时代，突然进入到地摊卖报刊、街头竖屏幕、终端有电脑的信息时代，实在需要很多话题，但又不可以乱说，突然出现一个议论起来没有后顾之忧的对象，自然是件很值得兴奋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