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马太效应的出现。因为不会完全放开，就存在向哪些人放开的问题。进城务工人员本身也存在阶层，有的是高学历、高收入，也有占大多数的从事低端职业的底层进城务工人员。四部委文件允许各地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等，确定异地高考的具体条件。对于要打造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以及金融中心的北京、上海来说，毫无疑问前者才符合城市定位，而后者并不符合。考虑到目前北京、上海已经聚集了数量庞大的高技术、高知识、高收入外来群体，可能开放的异地高考名额都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底层进城务工人员情况更不乐观。
三是政府公信的受损。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不论是金领白领之辈，还是贩夫走卒之人，事实是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下来了，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就应该是符合城市定位和发展需要的，应该被城市仁慈地接纳进来。决不能因为并不成立的城市定位等理由，排斥他们。这里可以打个比方，比如对于一个国家，不能因为它的一部分国民是文盲，是老弱病残，是国家的负担，就把他们赶到其他国家去。对于一个城市，这个道理也是同样适用的。如果地方政府屈从眼前的困难和本地人的压力，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这与国家政策的初衷相背离，损害政策的严肃性和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也只是把问题往后拖延，进城务工人员不会就此罢休，积累的矛盾会更大，未来解决的成本也会更高。
随迁子女之所以迫切要求在北京、上海参加高考，已经在本地读书只是表象而已，真实的原因是两地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重点大学录取率。如果原籍的录取率比北京高，或者一样，他们何必非要留在北京考呢？因此，要打破这个逻辑，就必须改革招生指标分配办法，让各地的高考录取率特别是重点大学录取率大体一样，从而从根本上消解异地高考的内在动力。笔者建议，可以将高考指标分列为两个：一个是高校录取总指标。这个指标依据各省拥有高校数量及其培养规模确定，由教育部分配到各省，各省分配给高校。高校据此确定分省招生计划。这也就是现行的指标分配办法。另一个是各省录取指标。这个指标依据各省当年考生规模，由教育部分别给各省核定重点大学及以下层次的录取总数。如果各高校投放在一个省的录取总指标超过这个省的指标时，就要同比例核减指标，改投其他省份，否则名额作废。
这样就能保证各地大体一致的高考和重点大学录取率，异地高考问题也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