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短短的作诗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式。”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在此不妨逆流而动，做如下设想和推断：如若郭沫若当年具有出版的资本和门径，且国人当时对泰氏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那中国的泰戈尔翻译历史将会是另一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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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第一个完整翻译并出版《鲁拜集》的中国译者。
鲁拜诗在中国的翻译开始于五四初期。胡适1919年2月28日翻译了两首鲁拜诗，收在我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中，他于是成为第一位翻译莪默伽亚墨作品的中国诗人。1924年11月，徐志摩重译了这首诗并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也是中国现代译诗史上首次就一首诗的翻译出现多个译本的现象。徐志摩之所以会重译鲁拜诗，原因并不在于他怀疑胡适的翻译能力，而在于他对诗歌翻译的独特理解，即诗歌翻译只是翻译原诗的内容，至于译诗的形式和表现方式则因人而异，同一首诗歌的不同译本反映的并不是译者能力的高低之别，仅仅是译者艺术风格的个性化差异。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新月派”诗人朱湘选译了《鲁拜集》的部分篇章，据罗念生整理的《朱湘译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介绍，朱湘从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本中选译了其中的第59-73首，共计15首鲁拜诗。朱湘的译诗严格遵守“鲁拜诗体”的形式要求，第一、二、四行押韵，第三行可以相对自由而不押韵，是五四前后中国现代译诗中形式感最强的译作，体现出了这位新格律体诗人在诗歌翻译方面的形式自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