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郭沫若迫于生计开始翻译泰戈尔诗歌。我们往往从时代需要和民族情结等角度出发，去考证诗人的翻译动因，但其实很多翻译源于非常私人化和世俗化的目的。郭沫若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便是因为经济的短缺：“在民六的下半年因为我的第一个儿子要出生，没有钱，我便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用汉英对照，更可以解释。写信向国内的两大书店求售，但当时我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固不用说，就连泰戈尔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因此在两家大书店的门上便碰了钉子。”郭沫若说是“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表明其中很多译诗是在1917年前完成的，而其所说的当时国内还没有人知道泰戈尔明显有误。泰戈尔1913年因《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诗人，其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迅速跃升，随后有很多中国人开始阅读并翻译这位印度诗人的作品。
不管郭沫若是否在1917年印刷出版了泰戈尔的译诗集，不管他是否最早走近泰戈尔的中国人，但其作为早期中国泰戈尔译介先行者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
郭沫若对泰戈尔的喜爱和崇拜之情不仅溢于言表，流于翻译，而且还体现在诗歌创作中。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坠入泰戈尔诗歌艺术境界中难以自拔，他曾回忆说：“我记得大约是民国五年秋天，我在冈山图书馆突然寻出了他这几本书（指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王》等——引者）时，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淡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郭沫若名诗《凤凰涅槃》受泰戈尔诗歌的影响是明显的，他创作《岸上》时直接引用了《吉檀迦利》中的四行诗；而且其名作《天上的街市》也与泰戈尔戏剧《春之循环》中的一首诗歌相似。通过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郭沫若所受的影响和启示是深刻的，他回忆自己作诗经历时总是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