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他门前的自行车就多起来了。有的怀揣自己的作品“请鲍老师指导”,有的因为生活困难慕名来借钱,最有意思的是,还有人带来“冤假错案”的资料希望他帮忙。
“那时候的中国,作家有特殊的位置,有点像社会代言人。”柯云路记得,那时来的人有榆次市的,有下面农村的, 还有附近县市的,“你才知道文学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社会问题又有那么大的普遍性。”
《三千万》之后,柯云路写过几部中短篇小说,自感并不成熟。多年后他不断再版其他作品时,一直恪守一条原则: 《新星》以前的作品绝不再版。
在他的心里,《新星》才是自己货真价实的“第一部”。
“《新星》是我实现早期文学梦想的尝试,我希望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一样,用百科全书式的手法写社会生活、写众生相。”柯云路说,那时他一直希望能写一部长篇来概括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因为感到“社会充满了动荡和对变革的要求 ,人们都很有故事”。
“可以说,现在省一级的、地市一级的、县一级的干部,基本都是《新星》出版时激情澎湃的年轻人。我现在有时去各省市走一走,他们还会跟我聊《新星》,有的还问我李向南的原型是谁,李向南最后到底跟谁好了。”
“年轻时我也有李向南式的抱负”
“那时候的中国,作家有特殊的位置,有点像社会代言人。”柯云路记得,那时来的人有榆次市的,有下面农村的, 还有附近县市的,“你才知道文学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社会问题又有那么大的普遍性。”
《三千万》之后,柯云路写过几部中短篇小说,自感并不成熟。多年后他不断再版其他作品时,一直恪守一条原则: 《新星》以前的作品绝不再版。
在他的心里,《新星》才是自己货真价实的“第一部”。
“《新星》是我实现早期文学梦想的尝试,我希望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一样,用百科全书式的手法写社会生活、写众生相。”柯云路说,那时他一直希望能写一部长篇来概括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因为感到“社会充满了动荡和对变革的要求 ,人们都很有故事”。
“可以说,现在省一级的、地市一级的、县一级的干部,基本都是《新星》出版时激情澎湃的年轻人。我现在有时去各省市走一走,他们还会跟我聊《新星》,有的还问我李向南的原型是谁,李向南最后到底跟谁好了。”
“年轻时我也有李向南式的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