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在寻求外界理解的时候，也应当多想想自己是否理解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
。一篇可能涉及到政治不正确的新年献辞文章，当然不可能被广宣部放行。但南方周末的媒体人都在放假中，可能还不大愿意配合修改，这种情况下你让广宣部怎么办？一篇不负责任的文章在广宣部的眼皮底下出炉，最终被问责的只能是广宣部。媒体人就知道哭哭啼啼地撒娇，有谁考虑过广宣部的处境？
我觉得南方周末的媒体人也应当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走入死胡同。广宣部改了文章，确保了某种政治正确，无论对广宣部还是对南方周末的媒体人，其实都是有好处的。如果广宣部改错了，责任问题当然会由广宣部完全负责。但如果广宣部放行了一篇不合适的重要文章，不但广宣部会被问责，南方周末的当事人同样会被问责，谁也跑不掉的。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理论上讲，广宣部应当通过正常的流程。但碰到事发突然，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时，若再苛求流程必须正确，那无疑是一种书呆子气了。广宣部未必不知道流程的重要性，但在当时情况下，广宣部能做的选择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更何况这未尝不是对南方周末媒体人的一种保护。所以作为媒体人，应当能够理解这样的事情，如果连这一点委屈都受不了，何不离开这个体制？
但这次南方周末编辑部却在微博上将这件事情给捅了出去，这是非同寻常的行为，背后必有蹊跷。广宣部和南方周末是在党宣系统中的上下级关系，有什么问题不能通过这个系统去解决呢？况且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是纪律，也是游戏规则的需要。下级公开向上级叫板，等于是将上级逼到墙角，这种公开叫板的结果要么双输，要么一输一赢，恐怕几乎不可能会出现双赢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