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刚过元旦，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另一支中央军也而随前来，两支中原的中央军，一个从军事上弱化了贵州的地方军阀势力，一个从政治上解决了长期分封政治格局，导致黔军分崩离析，两个师被分解，并调出贵州境内。从这一刻开始，柏辉章在后来漫长的十七年个人道路中，无论是在国民党政权中的沉浮，还是解放后的遭遇，都运命坎坷，令人嘘嗟。
陆续发表的文档中，可以分析出王家烈的下台与柏辉章后来的命运有千丝万缕联系。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西南军阀名义上归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实则是只向中央政府要饷扩军，中央政令难以贯彻。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这给蒋介石消灭敌方军阀带来了千载难逢机遇，蒋介石坐镇贵阳，一面调部队追击红军，一面设计逼王家烈下台。蒋派晏道刚到黔西、大定，封官许愿，重金收买王部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答应给何知重５万元，提升军长，给柏辉章３万元。在贵州军队开到四川石柱后交款（蒋最终没有兑现）。柏辉章被收买后，派所部营长令狐作宾带兵两个连到军部向王家烈闹饷，使王家烈面对何成浚、晏道刚十分难堪。（备注1）这段情节，虽然说柏辉章迫于蒋介石胁迫，暂时换来了自保，未来的运命却依然如无根的蒿草，但是，从大历史观的今天看，柏辉章，何知重当时背叛自己上司遭人非议，但他们的行为却符合民族大一统的潮流，为中央政权彻底铲除地方分裂势力功不可没。
归附中央政府军队的柏辉章，在后来的抗战中，率领102师这支主要由贵州子弟组成的部队，抗战中打了无数次的硬仗——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同年11月，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5月，在砀参加徐州会战； 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其后参加四次长沙会战，尤以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得惨烈。部队撤出阵地后集结，看到原来一万多黔籍将士只剩下区区几百人,柏辉章失声痛哭。（备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