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柏冠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经就读刘海粟的上海美专学校，与遵义人周林（从1953
年其，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十年，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等职）是校友，当年常有交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政治气候已经和缓，周林特地邀请老同学柏冠秋到北京家里小住一周，周林陪同游览名胜，其间她询问周林自己二哥柏辉章平反的可能，周林的回答颇有历史的深邃和眼光：“柏辉章的案例不是一般司法问题，而是涉及到统战层面。”
这应该是柏辉章至今没有平反的注脚吧。
今天，有太多的人呼吁“莫让英雄流血再流泪！”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备注16
）
柏辉章的私人管家曾经回忆说柏在抗战胜利后一次在上海街头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先生好倒好，但像花已经开繁了、、、、、、。
柏辉章之死到底由谁负责？
纵观柏辉章一生，其实就是在国共两大政治集团夹缝中生存，他不是共产党，也不是蒋介石集团的嫡系，这是个人悲剧吗？
文章结尾，我想起恩格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话那段名言：“he would have had many opponents, but he had hardly one personal ene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