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何以专程大老远跑去遵义劝解柏辉章飞台湾呢？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最新讲究人脉渊源，同窗乡邻关系的。陈诚是浙江人，而柏辉章是内陆省份贵州人，二人既没有同门求学旧情，也无同籍故人之交。此中内幕，也是这次在海口与蒋效放交谈，才知道个中缘由。
1938
年的武汉会战，柏辉章率102
师参战，战区最高指挥官就是陈诚。由于柏辉章的102
师贵州籍官兵英勇顽强，奋勇杀敌，令战场上各友军刮目相看，一改过去在贵州中央被红军穷追猛打的“双枪兵”颓势。陈诚看柏辉章是员带兵猛将，想拉拢为自己亲信，逐有意接近柏辉章，“在武汉大本营，亲自接我爷爷奶奶去府上，由陈诚夫人亲自下厨”，招待甚殷。蒋效放还说陈诚力主柏辉章出任第四军军长，第三路集团副总指挥。但柏辉章考虑到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权衡利弊再三，坚辞不受。
当年的台湾，绝不是现在富得流油的岛国，刚刚从日寇半个多世纪铁蹄下光复，满目疮痍，百业凋零，完全是一个孤悬于大陆的穷乡僻壤。
一九四九年大厦将倾，山河剧变，平生“各为其主”中国人中，像柏辉章类似的人物太多太多，顷刻间政权发生了变更，自己瞬间沦落为社会底层人物，迷惘不知何往而终。
遵义解放后，柏辉章很注意检点，天天在家看书，决不轻易见人以避嫌。午后，柏辉章有时抽上一支烟，在大门口（目前纪念馆大门）一站半小时，作凝思状、、、、、过往街邻是决不轻易与他打招呼。在抗战时期的砀山战役，柏辉章一只耳朵被日寇火炮近乎炸聋，曾对家中人说“一到晚上就感觉听见有人在后花园放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