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律师举例说，有电信用户的固定电话停机后没有销户，两三年后被告知拖欠费用，滞纳金比话费还多。这种情况算是“不诚信”，确实不太公平；因此而进入“黑名单”，也确实冤枉。但这主要是由信息源的偏差造成的。在电信公司的信息库里，确实有这些用户“拖欠”的记录，而包括央行在内的任何信息收集机构，都不太可能对所有不诚信的记录逐一核实、甄别。要知道，这样的信息浩如烟海，而“冤案”毕竟只是其中的极少数。
董律师认为，社会公共道德的建设，不能由某一个部门来承担，而应当由民间组织来实施。我也主张，个人征信系统应该主要由民间的中介组织来做。不过，这并不排斥各个单位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各具特色的信息档案。谁也没有权利垄断公民诚信信息系统的建设。现在只有央行一家建立个人征信系统，只不过是因为金融系统迫切需要这种信息所以率先行动了起来。央行没有权力也从来没有禁止别人建立个人信息档案。
当然，央行个人征信系统中存在的偏差确实可能对公民的名誉造成伤害并影响信贷行为。对此，央行应予以重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同时，人们必须认识到，个人征信系统在中国还是个新事物，在起步阶段出现一些问题很正常。对于这种“幼年病”，不要全盘否定，甚至一棍子打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必须建立丰富而完善的信用信息系统。对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人们应该多一些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