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迄今为止得到了什么反馈？
余世存：有一位名叫“练习曲”的网友读完本书后留言说：“《非常道》略显得慷慨之音少而哀怨之情长。这段历史上烈士并非不多，但他们往往举止失宜，虽英捷勇进，最后却往往让人浩叹而已。全书看完，令人生出不负责任的感叹：谁为衰世留健笔，动人心事不如无。”我觉得他读出了我的用心，实在是这段历史本质性的哀怨使然。
新京报：你认为这本书的读者会是怎样的分布？
余世存：社会青年和大学生。中老年人历史成见太深，难以指望他们从中受益。
近代史中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
新京报：在你所记录的这些历史碎片中，有的人立言，有的人立功，如果非要一分高下的话，你怎么评判它们各自的价值？
余世存：从我自己的角度看，近代史中的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民族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立言没有给民族转型提供思想资源或者人生哲学。”新京报：一般观点认为上一辈知识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一代。
余世存：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说，之所以造成中国这么多年的惨痛还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够勤奋不够刻苦，他们是应该为这段历史负责任的。
新京报：个人的力量毕竟相对弱小，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他们的无功。
余世存：人没有立功不能归罪于环境。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这个民族。当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历史中还是不断有人立功和立言，只是他们的总体成就没有高到推进社会跃进到现代门槛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