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及国外的联系通道，海内外的读者也因此有机会源源不断地读到了周作人别具一格的晚年散文，曹聚仁的"沟通"之功自不可没。
曹聚仁因此成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大量的通信，编有《周、曹通信集》（其中有一部分为周作人与鲍耀明的通信），按内容分"论辩驳斥、求援请助、请托转达、查询问答、诉述状况、怀念感谢"等篇，足见他们通信内容的广泛，关系之密切。他们也曾在通信中交换对鲁迅及其命运的看法。周作人在1958年5月20日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就对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表示了如下意见："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段话公开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曹聚仁写有《迅评传》，其中有些观点也遭到很多非议。不过这都已是题外话。
可以称为周作人与曹聚仁晚年友谊纪念碑的，是周作人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知堂回想录》（最初定名为《药堂谈往》），出版时才改题为此）。这部书在聚仁的建议与鼓励下，从1960年12月10日起笔，至1962年11月30日完稿，前后经历两年多的时间；以后的发表、出版，却有着更多的曲折，其间周作人与曹聚仁之间，有过许多通信，记录了其中的种种艰难与辛酸。但直至1967年5月6日周作人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书仍未问世。这对曹聚仁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像当年鲁迅所说的那样，拿着亡友的文稿，就像揣着一把火，以致在重病中仍然焦灼于心。1970年《知堂回想录》终于出版，书前刊载着周作人生前写给曹聚仁的委托书的手迹，书后附有周作人的《后序》。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表示"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
曹聚仁在《校读小记》里则回忆了他"年老衰残、精神不济，伏案校对，腹痛如割"的情景这一切都成了对他们50年不渝的友谊的永久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