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周氏兄弟早已失和而断绝了来往，曹聚仁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沟通他们之间的思想的作用，这自然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其实在此之前周作人与聚仁之间就有这一次合作。1933年春当李大钊的遗孀请求周作人协助出版《守常文集》时，他即给曹聚仁写信，请代为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联系，曹聚仁也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同意。周作人以后又提出了"请旧友题跋"的计划，并表示"弟拟写一小序"，并约定由曹聚仁约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周作人约胡适之、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等写序或题字。后来鲁迅果然应曹聚仁之请写了《〈守常文集〉题记》，周作人的小序却因《文集》出版搁浅而未写成。这祥，周氏兄弟又失去了一次由曹聚仁搭桥而合作的机会。
以后的人世沧桑自是一言难尽。再度相见时已是1956年。一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乘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之机，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已72，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已》，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了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他们这次谈话竟是围绕鲁迅而展开，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在谈话结束时，周作人将自己的诗稿抄送曹聚仁，并经聚仁之手，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1956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