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Quinones一案中说：“证据显示，说明被判死刑的人无辜的证据往往出现在执行裁判之后。”而美国一位联邦地区法官则认为：“依赖死刑的法域，不可避免地要滥杀无辜。因为要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做到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任何诚实的死刑支持者都应当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其实，在程序上，也没有哪个现代国家不是宣称按照最严格的要求来规定死刑程序的，但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错杀也只是减少，仍然难免十年一遇，因为执行者是人，制度只可能做最不坏的规定，却无法使每一起案件都不出错。在程序极其严格、甚至于司法人员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还是发生了错杀的情况。在美国，就出现了105年错杀23人的情况。（应当注意的是，在美国1973年以来122人被错判死刑的事实不应当被误解为错案，因为这是在上诉和申诉中发现的，属于正常纠错机制和救济程序中及时纠正的情况。）而生命的无价，使国家没有理由因为这是极少数而可以忽略，甚至即使是百年错杀一人，这也是可以废除死刑的充足理由，因为错杀一个人已是制度的最大不公正，有错杀的存在不再需要谈其他保留死刑的理由。
在中国，由于死刑统计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曾经有多少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但被错误地判处死刑的个案却可以从媒体报道中发现。2005年即将结束，象往年一样，我们在评选各种各样的年度人物，但是我们最不应当忘记的是今年才发现错误的、已经在过去被执行了死刑的滕兴善、聂树斌这两个名字。面对他们的冤魂和心中的伤痕永远无法抚平的亲属，在限制死刑、慎重适用死刑、逐步废除死刑的问题上如何理性地思考，这是我们在2005年岁末应当重视的一个重要的法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