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求索过程中，我必然地要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不同的文化伦理进行阅读。这一课补起来诚为不易。
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说都是博大精深。而经济学的训练中基本上不包括文化这一课——其实，不懂文化就根本不可能懂制度，而不懂制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顺便一说，从这个角度，我对邹恒甫非常佩服，他老早就强调经济学学生要学四书五经，超前得让别人以为他有毛病！)。
这也就迫使我不得不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写一些杂七杂八的文章，交一些杂七杂八的朋友。唐尧便是一位这样一位朋友，而他的近作《先贤之信》则是我所阅读的有关中国文化极富创新性的颠覆之作。
这本书有一种开天辟地的气概，它发现了一个先贤时代的“信仰中国”，并且开创性地将中国文化辟为两段。
一段是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名符其实的2000年的黑暗时期；一段是先秦之前尤其是先贤(尧舜时期)时期的信仰文化。作者用古文字、古典文献以及古天文记载等大量的实证与考证材料证明，先贤们是何等的敬虔慕道的，迥异于秦始皇后的中国人，他们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与希伯来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与位格。
说实在的，这一论证先是让我感到惊异，既而却不得不让我信服，我相信其他人也未有同样的阅读感受。
其结果，此书不仅颠覆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所谓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柏杨等)、非信仰文化的主流观点，也让我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再次心生敬畏。作者的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古巴比伦、罗马、埃及等许多帝国都灭亡了，因为这些帝国在敬虔的根基以及此后的道德水准上都没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