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点，不给反贪者乱扣帽子。史载，官员犯了别的错误，朱元璋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对犯罪官员的处理，大张旗鼓唯恐天下人不知，也绝不对揭发者扣上“别有用心”“否定领导”“对现实不满”等政治黑帽。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视百姓为官员的衣食父母，认为当官不贪理所当然，绝不煽情让百姓感恩“政府”。这种情怀，现今居高临下“送温暖”的领导干部，随时进行“全凭好领导”“感谢富民政策”“养活了13亿人”“否定了谁，国将不国”之类愚民教育的说教者们绝对难以理解和接受。
正是这种高压下的反贪，显得朱元璋时代的贪官数量远远高于戴立言对当今贪官数量的估计。也许，这正是戴立言们还能够沾沾自喜的原因。对“前腐后继”的现象，朱元璋既感痛心，也有思考。从洪武十八年开始，在他的诏书里，他指控的对象从个别贪污官员变成了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他的秘书代他做的《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据吴晗《论明史》载，朱元璋自述“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列布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以上出诸于朱元璋及其秘书之口之手的文字，只从人性贪婪的角度解释了贪官产生的原因，远未触及权力不由民授、官不由民选、权力世袭必然无官不贪这一根本问题，但这位“体制内”的一把手回答戴立言“领导干部大多数是贪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