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认为，大众是愚蠢和健忘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超出其理性和逻辑理解能力的复杂世界，因此，任何通过复杂论辩来征服他们的企图必定会失败。戈培尔同样认为，大众的思考是简单原始的，他们需要领袖为其概括复杂事实，然后根据这些概括，得出清晰和不可妥协的结论。民主德国的领袖则坚称，建立在科学的马列主义基础上的政党，是历史的推动力量，可以带领大众完成任何重要的事情。
为完成“重要的事情”，极权主义统治者区分出宣传和组织的功能。宣传是为了吸引支持者，组织的功能则是赢得成员。支持者会同意某一运动的目标；成员则会为了此种目标而斗争。无论宣传还是组织，都必须依靠大众一致性。党控媒体由此浮出水面。
极权社会的媒体所呈现的内容，必须与统治者的世界观保持一致。如果犹太人是该死的，那么任何关于犹太人的新闻都应是负面的；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处于垂死阶段，那么呈现其成功的一面将是不合适的。
在极权社会的媒体上面，讨论自由不是人们的自由，被允许讨论的是自我约束与责任。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都没有正式的新闻审查制度，但仍建立起成功的新闻管控。这主要是依靠新闻从业人员的自我审查，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头脑中的剪刀”。为维护自身地位，避免跌入被清算的深渊，新闻工作者必须牢牢地与执政党保持一致。
这种一致性令人痛苦。1943年戈培尔发现：“任何在骨子里对荣誉保持一定敏感性的正派新闻工作者，完全不能忍受帝国政府对待他的方式。新闻工作者被训斥，就像他还在小学里一样。任何还有一点残存荣誉感的人，将会非常谨慎地不要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1989年后，一位前东德新闻从业者描述了这一职业产生的低下自我认同：“我们没有地位，不管在人民中间，还是在党的机构。我们被党看成笔墨仆人，人们则说我们是国家的宫廷小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