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本迪特，在南泰尔大学学潮中的角色，与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司令蒯大富有些类似。不过，他在当时只有蒯大富的坎坷，却没有蒯大富的幸运。他因顶撞法国青年部长米索夫崭露头角。他对部长说：“我拜读过你关于青年问题的白皮书。在洋洋300页中，你对青年在性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提。”部长回答的很轻蔑：“长了像你这副尊容的人，难怪会有这些问题，我建议你可以跳到水池中消消火。”本迪特反唇相讥：“这就是回答，简直可以比得上希特勒的青年部长。”（同上书，P235）本迪特在风暴中异军突起，并在学潮中名声大噪：“我，一所小型大学的学生领袖，在三个星期内就变成了世界知名的‘红色达尼埃尔’。”（同上书，P241）这个红头发的德国犹太小伙儿，即使在“红五月”里，也从来不曾被当作“革命闯将”，在政府眼里，他只是一个叛逆者。于是，训诫、逮捕、驱逐，他与蒯大富的人生际遇大相径庭。
10年后返回巴黎，他感慨道：“如此之快便暴得大名，人就很难认识自己。”（同上书，P255）这个法国社会曾经的造反司令，后来成为欧洲议会的绿党领袖之一。
在中国的“文革”中，“反动学术权威”成为一批最早的牺牲品，以致最终沦为“臭老九”。但在法国，知识界与文化界却成为学潮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许多知名学者、教授、作家等站在学生一边，如利奥塔、福柯、西蒙•波伏娃、米歇尔•比托尔、阿拉贡等。著名哲学家萨特多次发起倡议，呼吁知识分子支持学生。尽管在风暴愈演愈烈之际，戴高乐总统立场强硬：“改革？可以；一塌糊涂？不行。”（同上书，P250）面对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与反叛行径，政府虽然成为“五月风暴”的赢家，但其始终坚持戴高乐总统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的立场，“人们并没有把伏尔泰投进监狱。”（《文史参考》2010年第7期）整个法国知识界不仅在风暴结束后仍然守护了社会批评的传统，反之，为政府帮腔的一些学者却无一例外地遭到冷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