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奇异的时空。1960年代末，地球上出现了两个“世界革命中心”，一个在北京，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一个在巴黎，1968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两国前后脚发生的“文化革命”，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在中国，红卫兵小将高唱着法国人作词谱曲的《国际歌》，高举着“造反有理”（法国人萨特著作名）的旗帜，通过“一月风暴”夺得权力的上海造反派，则仿照巴黎公社的名称，将新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在法国，毛泽东的小红书成了许多激进青年的精神武器，中国红卫兵的大批判、大串连，成了从中国引进的革命和斗争方式。1968年5月，当法国的“五月风暴”风起云涌时，中国的《人民日报》高度赞扬法国学生、工人的斗争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继续”；而在遥远的巴黎，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的“洋红卫兵”成为巴黎街垒之一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赫然出现在望不到尽头的游行队伍中。
法国的“文革”与中国的“文革”异同互见，本质不同。法国当时有一位“年近八旬且近乎拥有国王权威的”的总统——戴高乐将军（《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三联书店，2009年，P224），由于其在抵抗德国侵略及在法国解放中的功勋，一向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和现代救星。他作为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开创者，尽管一些西方学者讽刺他是“掌握实权但并未加冕”的国王式的领袖，但他并不是一个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专制君主。一方面，“五月风暴”并不是由他亲自发动、主动实施的；另一方面，风暴起来后，他所采取的措施并未发挥实质作用。直到五月末，他秘密飞往德国，寻求法军驻德司令的支持，回国后采取应急措施，事件才发生根本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