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历史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强大的国家能够破坏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从秦朝第一位始皇帝至唐初的女皇武则天，再到世纪初，中国也许在现代官僚制政府的建立上成为了一个佼佼者，但是从未解决所谓的‘昏君’问题。”集权压倒分权，国家压倒社会，高压滞塞活力。
负压的坏处，贾谊在《治安策》中说得十分明白。他认为当时“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君主的中央集权与诸侯王地方割据之间的矛盾加剧，已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对此，黄老的“循道而治”，减少干涉的方针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他主张以儒家的礼义原则重新明确上下等级，用改革制度的办法削弱、分散各诸侯王的实力。所谓：“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并使权力都集中在君主手里，“权力绝尤，则臣无冀志”。这样才能使国家避免混乱。《公天下》把贾谊上述观点生动地概括为应对负压的增压法：“就是为浮肿的汉帝国下半身消肿，当然不是喝绿豆汤或吃芒硝，而是施行类似今天大公司操作中的‘公司分立’和‘股术拆细’的方法。”贾谊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知道政治压力的变化是相对的—地方权力减少一分，等于中央权力增加两分。
多中心治理
《公天下》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个盛世，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发现背后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懂得通过分天下来减压，从而把社会从高压的停滞状态解放出来，焕发出生机活力。物体的稳定可以分为内生性稳定和外维性稳定。内生性稳定靠的是自己的内在结构。吴稼祥提出，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要解决集权与分权、高压与负压的问题，实现建久安之世，成长治之业目标，调压的对策是实行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多中心治理即“天下分为多个治理中心”，同时，“只有一个主权统治中心，其余的则是统一在这个主权中心之下的分治理中心”。双主体法权即公民法权和地方法权。“被个体法人（公民）等分的法权，或者说公民法权，是选票；被社团法人（州或省）等分的法权，或者说地方法权，是行政首脑和议会里的固定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