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贾谊是个酒杯，各人倒进各人的酒。高才，奇遇，短命，贯穿千古的忧患情怀，加上与政治和文学不解的缘，成为触媒，拨动历代中国文人、政治家的心。
近读吴稼祥《公天下》，该书第一章就评析了贾谊。吴稼祥认为贾谊的两篇雄文《过秦论》与《治安策》形成一个悖论。《过秦论》认为秦帝国灭亡的祸根是中央集权，没有“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也就是说，没有搞分封制。秦帝国只有脑袋，没有身子。《治安策》反过来认为汉王朝为自己埋下的祸根就是中央不集权，搞了分封制，汉帝国尾大不掉。吴稼祥把《过秦论》的主题—秦帝国单一郡县制中央集权称为“高压政治”；把《治安策》的主题之一—汉王朝前后的分封异姓，同姓诸侯王的地方坐大称为“负压政治”。贾谊最主要的政治思想认为高压要不得，负压也要不得，要调压。调压就是给负压政治加压，给高压政治减压。
高压与负压
高压不好，有秦朝的速亡为证。同时还可以参照明朝海瑞《治安疏》，把海瑞的文章与贾谊《治安策》前后对照，大有意思。从文章来看，贾谊与汉文帝的关系要自然、自由、平等得多，汉文帝与贾谊当年能够对坐长谈，“夜半虚前席”，哪怕问的是鬼神而不是苍生也足见君尊重臣。以此可见王安石的羡慕是有道理的。而海瑞的上书简直是在做自杀式袭击，对嘉靖以死相谏，置棺而待。中央集权，自汉，经唐宋以至明清，绳子越勒越紧，越集权，君臣关系演变为主奴关系。弗朗西斯·福山对中央集权有段论述：“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并没有预先存在的制度化的法律体系的束缚。因此，这个过于早熟的集权国家则有能力来预防一个可以与其争权夺利的社会阶级在随后年里的发展。与欧洲不同，中国从未出现过具有割据势力的世袭的贵族阶层来统治自己的领地，也没有出现过受自由城市庇护的商业中产阶级，也不存在独立的僧侣或牧师阶层，当然也更没有出现过一个强大的邻国可以为当权者的反对者提供庇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