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亦要承认，美国在第一阶段对中国的遏制，虽然影响了中国，主要是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对某些产业如芯片和某些企业如华为构成了生死威胁，潜在地也影响到中国产业链的循环和升级换代，拖延了中国继续崛起的步伐，但对中国总体的经济和贸易尚未到伤筋动骨地步。中国政治非常稳固。有鉴于此，美国在第二阶段如对中国使出三项核弹级手段打压，对中国造成的震动和冲击虽肯定要大大强于之前，但代价是对美国自身的杀伤力也巨大，例如，将中国整体排除美元支付系统，后果有可能是美元的霸权从此崩溃；美台建交大概率会诱发中美大战，美国在死伤大量士兵的同时台湾很可能最后还是保不住。这都是两败俱伤的结果，相信华盛顿会小心权衡。美国的政策箱里将会没有多余的工具再打压中国，双方的战局成一种胶着状态，形势可能对中国有利。
但中国还是会在第二阶段尽量避免或拖延这种情况的到来，至少前期不和或少和美国正面交锋，而采取和第一阶段疫情后半期的拖字术或熬字术，争取时间建立一个安全的经济科技边界，补上战略漏洞和短板。而这正是十四五规划的主要内容。
文章认为，未来五年，北京如果在经济上构建起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以新型举国体制解决了芯片等大部分美国卡脖子的技术，同时做好了武统台湾的军事准备，那么它很可能认为美国将奈何不了自己，可以对美进行战略反攻，届时持久战就将转入第三阶段，时间会在2026年后。
有人会争辩，即使中国的GDP在未来5-10年赶上美国，但总体国力包括军事实力到那时依然要弱于美国。还有一种极端看法认为，未来100年中国也赶不上美。因此判定2026年后中国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是不是太早了点，少看了美国？这篇文章认为，战略反攻或者持久战，当然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实力，但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如国家意志，民众反应，国际援助等。这些因素在阶段上会增强或削弱总体实力，使在阶段上表现出的国家实力强于或弱于国家应有的实力。抗战时期中国在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总体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同日本相比依然相差很大，但由于日本在外部战场频频失利，在美苏帮助下，中国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日本处于战略劣势。越战是另一例子。如果中国在未来五年大体建成了内循环经济体，尤其在一些关键技术和产品上解决了美国卡脖子问题，那么中国很可能在这场和美国的新冷战中从后者那儿夺得主动权和主导权，削弱美国的遏制意志，有力量在总体上对美遏制和围堵发起战略反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