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自成策马仓惶出逃北京,顺治帝春风得意,进入北京之时,在地球的另外一头,有一个思想家,叫做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把视线聚焦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言论自由上。1644年11月23日,英国作家弥尔顿出版了《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书。
300年后的1944年,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大谈李自成、李岩,却对1644年出版的人类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著作《论出版自由》不置一词。当然,他也不可能客观地思考清王朝的覆灭跟大兴文字狱的关系,因为当年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文字狱。不过,整风毕竟与清朝文字狱不同,它有知识分子的背书,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新华日报》刊出的《出版法之修正》的宏论。
1644年是个历史的分界线。明朝灭国、清朝建国和弥尔顿出版《论出版自由》,碰巧都在这一年。以《论出版自由》为分水岭,英国和清国,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道路是国家的生命的话;道路不同,国运不同,结局必不同。
其实,早在《论出版自由》出版后200年的1844年,两条道路已见分晓。再过67年,也就是1911年,大兴文字狱的清王朝,竟被武昌新军一个连长的一泡尿冲垮了,从此走进尘封的历史。而出版《论出版自由》的英国,至今还在地球上屹立不倒。
那些当年的官二代、红二代的八旗子弟们,而今安在哉?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