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自成策马仓惶出逃北京，顺治帝春风得意，进入北京之时，在地球的另外一头，有一个思想家，叫做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把视线聚焦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言论自由上。1644年11月23日，英国作家弥尔顿出版了《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书。
300年后的1944年，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大谈李自成、李岩，却对1644年出版的人类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著作《论出版自由》不置一词。当然，他也不可能客观地思考清王朝的覆灭跟大兴文字狱的关系，因为当年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文字狱。不过，整风毕竟与清朝文字狱不同，它有知识分子的背书，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新华日报》刊出的《出版法之修正》的宏论。
1644年是个历史的分界线。明朝灭国、清朝建国和弥尔顿出版《论出版自由》，碰巧都在这一年。以《论出版自由》为分水岭，英国和清国，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道路是国家的生命的话；道路不同，国运不同，结局必不同。
其实，早在《论出版自由》出版后200年的1844年，两条道路已见分晓。再过67年，也就是1911年，大兴文字狱的清王朝，竟被武昌新军一个连长的一泡尿冲垮了，从此走进尘封的历史。而出版《论出版自由》的英国，至今还在地球上屹立不倒。
那些当年的官二代、红二代的八旗子弟们，而今安在哉？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