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要客观一些，全面一些。鲁迅是文化人物、文学人物，还应较多地从文化上、文学上考察他的贡献，将其偏执的暴力的流血的甚至自私狭隘的思想剔除，有益的文化价值予以保留，储藏于中国历史的宝库，留益于中国的未来，也是必要的。
当然，将思想的糟粕一除，其余文化价值的残存如何，确值得考量！
鲁迅自知自己当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因而，就残存的价值量上考察，很可能是值得悲伤的。
二
我读史书，非主流的史书（但与某些党史资料的记载一致），看江西、看海陆丰，看抗日民族战争一过，继之复燃于全国的“江西”和“海陆丰”，常哀叹不断！
江西和海陆丰发生之时，鲁迅等文化人物在中国发出了何种声音？一个接受过西方人文教育的人，为什么对那种暴虐的、残酷的、非人道的社会改造予以支持，至少是置于耳边，权当无闻？这是为什么？
有时候想，是因为居于民国政府的统治之下，充塞于日常黑暗之中，期待另一种暴力流血打破自身所处之黑暗环境？但这一环境下，法治究竟是存在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基本是存在的，它究竟是人所尚能生存的环境。否则，鲁迅先生移于广州、移于厦门，为什么不移于瑞金？——段其瑞为其卫队射杀学生而在天安门前跪地不起，此后终生吃斋以示忏悔，究竟表现了他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对人类秩序的敬畏！
当鲁迅以削去教育部佥事之职，而与中国最高行政机关——教育部（当时的教育部长章士钊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司法总长）斗法，当时的法院判决教育部败诉，鲁迅先生官复原职。其时，鲁迅先生不以为这是一个法治社会么？其“血战前行”的著名呼号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其著名的“沉默呀沉默”的呼号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血战的前头是法制的破坏，“沉默中的爆发”与法治的再次来临之间至少间隔六、七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