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军事力量需求的推动。伴随经济力量的快速提升,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参与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这无疑涉及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国家利益拓展,必然要求相应的维护利益的军事力量;另一个是作为世界大国,需要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其中包括维和、护航、反恐等军事义务。更高的要求迫使军事力量的提升,如何提升军事力量?增加国防投入,也就是提升硬实力至关重要,但体制制度、政策制度这些软实力同样不可或缺,这就形成改革动力。
第三,军事统帅确立军队建设目标的引领。习近平上任伊始提出了强军目标,这已经成为中国军队的价值追求和评价尺度。在强军道路上,每一代军队领导人都提出过相似的建设目标,但作为新领导人的号召和要求,特别是与中国梦相联系,强军目标也便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特别重要的是,军队的最大特点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最高统帅的指示必然要纳入军队全面建设的核心地位,且要拿出新举措,以保证目标的实现。换言之,实现强军目标必须消除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作出体制制度上的安排,以保证建设起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正是拥有了强大的改革动力,而将本次改革引导于啃硬骨头上来。比如,决定提出“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这必然将改革的矛头指向“头大、腿短、尾巴长”的顽疾,也就是“两多一少”,机关人员、服务保障人员多,作战部队少。正是指向这样的问题,而让我们清楚感受到,习主席、新一届军委的改革决心和改革力度。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因为改革动力强大,甚至把改革的空间引向观念领域,因为以往涉及动力机制,多强调理论武装和牺牲奉献教育,这一次突出强调政策制度激励,这就是观念突破,并且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