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舆论普遍相信，正是由于郭京毅掌握着负责有关外资法律制定与修改的权力，才使得他有“铺路”、“帮助”的能力。而那些期望通过立法使其行为合法化或从中渔利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就难免会找上门来对其进行拉拢与腐蚀。
“立法是分配一类人而非特定人的利益，而在以往，似乎社会上很少利益集团能组织起来争取阶层利益，因此，立法领域好像很少见到腐败现象。但是，今天，立法游说已经是一个半公开的行为了。”著名评论员杨涛曾撰文指出，目前某些利益集团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利益而对立法、行政机关进行“立法游说”。腐败开始向立法领域渗透。
“由于涉及经济安全命题，外资并购十分敏感。”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更何况2006年出台的‘十号文’本身就比较模糊，虽然对并购行为予以进一步规范，但同时也赋予相关部门更大的审批权，这就留下了寻租空间。”
“比如，商务部对某类交易情形的具体安排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否被定性为涉及经济安全，实际上都需要条法司最后定夺。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郭京毅就成了解释法律的权威。”
“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立法成效显著，但需要进一步保证人民的参与，保证立法的中立态度，也就是说，凡是能够不交给部委起草的法律，都应该交给人大，或者一个与本部门的利益没有关系的部门机构去起草。否则立法不容易摆脱部门利益的干扰，甚至还有部门利益之争。”就在郭京毅案被曝光后不久，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曾公开如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