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般情况下，候选人的竞争仅限于有可能被差额选掉的那部分人。贿选或者私下拉票也只可能是局部范围的，以往在各地选举中发生的弊案也能基本能佐证这样的推断。衡阳此次发生的如此大范围的选举弊案，是一个颇为极端的个例。它既表明政风不振在那里属于沉珂已久，也表明选举组织者的放任不作为或严重无能。甚而言之，是当地某些领导人借由换届之际权钱交易自私而肥。
一般而言，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大众政治参与的欲望会被拉抬提升，对政治民主的期待也会提高。其中社会新兴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更是政治民主的热衷参与人。但在当下的中国政治架构下，这些人均被体制有序吸纳或者程序规控等方式逼仄在某种空间之内。他们所抱持的政治理念和个人气节也使得其更希望通过公平竞争性的方式获寻政治抱负的施展，因此他们选举作弊的欲望相对极低。诸多党政干部只是将人大代表视为政治荣誉性安排，除非履职以代表资格获得为先决条件（比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因此他们一般也不会卷入选举丑闻之中。对当选代表最有强烈愿望的是企业老板尤其是民营企业老板。揆诸原因，大致如下：依照宪法、法律之规定，人大代表有言论免责权和特殊的人身保障权。人大代表非经特定程序，不受随意逮捕和拘留，社会俗称此种法定特权为人大代表的“护身符”，很多人对此十分看重。
社会学家认为人脉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生产关系。有人甚至主张一人的事业成功二分靠打拼，八方仰赖人际关系圈。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中，人情关系圈在事业发展的权重可能更大。在当下的各级人大代表中，老板、干部占据颇大的比例，进入人大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精英俱乐部或富人俱乐部。迄今为止，中国的市场发育并不充分，市场竞争的规则并不健全。近多年，权力垄断、关系垄断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于越来越多的社会有识之士起而批评、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现象。权力操纵市场，权力过度地垄断资源，诱使许多民营企业越来越热衷于攀附权力，甚至与权力联姻。而当选人大代表，可以低成本地接近权力，甚至享受政治权力的优待与眷顾。官员与带有人大代表光环的企业家打起交道来更为放心甚至理直气壮。中国特殊的文化积淀使得富人并不当然享有社会的尊敬，为富不仁、富而不贵倒显得司空见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