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需要理性,也需要人性
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兴起,使得传统的认识论被终结。这种数据为上,科学无误的认识一方面缺乏对科学自身的反思,另一方面也使理性的内涵和外延受限。于是,哈贝马斯提倡建立一种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通过强化认识论的力量,冲淡由于过度重视技术而带来的工具理性。
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以技术主导的劳动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生活,使得技术地位升高,因此,要减少过分强调技术,将注意力转向认识论上,则应该更强调交往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由于哈贝马斯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平等性(这或许与他的成长过程有关),因此,在他看来,劳动是主体与客体的互动,而交往的双方是主体-主体的互动,它能使人不至于被物化。自此,哈贝马斯就开启了他毕生为之努力的交往行为理论。
三、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思想中的地位探讨
如果说孩提时的经历使哈贝马斯产生了对交往理性的追求的话,那么海德格尔那本不做修改的《形而上学引论》中提倡精英崇拜、反对对话、强调命令和服从的观点便是他“公共领域”理论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