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学习”是哈贝马斯的终身兴趣,尤其是集体学习,“批判”是哈贝马斯的方向,综合上述几个关键词来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其“交往理性”和“公共领域”的形成的合理性了。
一、技术并不是没有价值且中立的
对于技术与科学,哈贝马斯认为其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媒介伦理学者克里福德·克里斯琴斯的技术哲学观点是相呼应的,他们都批判工具理性,认为技术与工具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与人形成了一种“共谋”,每个人也都在积极地或不自主地践行着与技术的这场“合谋”,因而才有了“传统的统治是权威的统治,而今天的统治是技术的统治”的说法。
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并不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认为需要对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进行摧毁式的、史诗式的批判和拒斥;也不是如马尔库塞一样,提出将价值或审美要素纳入理性之中,去纠正理性的偏差。
他反而是站在他一直坚持的理性世界里,思考所谓的“反工具理性”。在他看来,要反对工具理性,不是要通过反理性来达到非理性,而是要变依靠工具主导的理性为依靠交往主导的理性,由此才诞生了后来被人们熟知的“交往理性”。